笔下文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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笔下文学 > 饥饿的女儿 > 正文 第9章

正文 第9章

    1

    母亲是乘船到重庆来的,大姐说,她是逃婚,她是个乡下逃婚出来的女子,溜进这个巨大的城市,想叫家人再也找不到。

    那天雾浓浓稠稠,一片片的,像破烂的棉絮。“到重庆了!”有好些人站在船舷吼叫。

    从臭熏熏让人作呕挤嚷的底舱钻出来,母亲走上甲板,吸了一口江上的新鲜空气。岸上依山而建奇形怪状的房子,古城墙下石梯一坡接一坡。越离趸船近,越看得真切。码头上挤压着接客送客的人:男的西服、礼帽,女的旗袍、高跟皮鞋、烫发,手拿扁担绳子的脚夫,抬滑竿的,兜售叫卖的小贩,带枪的警察。这一切都太新奇了,她一时忘了为什么到这地方来。

    那是1943年,严冬尚未结束之时,雾很浓,雾却是安全的信号,狂轰滥炸的日本飞机,要到雾期结束的五月才会再次让这城市震动。这城市当时是国民党政府临时首府,抗战大后方,许多医院、大学、工厂、公司,包括牲畜也都迁移到此,依靠长江天然的河运交通,依靠四周层层叠叠山之屏障,这个又脏又潮的城市忽然一时成为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。

    几天前母亲从家里跳窗逃出,忍着腰痛,趁着拂晓雾霭笼罩,走山路,一刻不敢停,亲戚家没人会收留她。鸡叫了,天色变亮。跟上一伙上县城卖竹席的人,她手里只有从家中抱走的唯一陪嫁物:一床麻纱蚊帐——大片白色中飞有几只墨蓝的鸟。

    当晚,母亲随着十来个少女上了沿长江开上来的客轮。她们的家乡忠县不过是一个小码头。

    她们在铁板的底舱,大通铺。少女们和两个招工女贩子,挤着挨着睡在吵闹的底舱里。两个女贩子睡在最外边,怕这些少女进纱厂前出意外。

    听着江水拍打着船哗啦响的声音,少女们愁眉苦脸。轮船凄厉的一声长鸣离岸时,几乎所有的少女都哭了。但母亲没听见,她早就傻愣愣地睡着了,她睡得很幸福,像一辈子没睡过觉似的困,身体缩成一团,甚至都没有换个姿势,没翻个身。

    2

    母亲从纱厂下班后,看到的是一个并不可爱的城市。春天来临,离雾期结束还有一段平安日子。雾气慢悠悠地在这座城市飘移,在山脊线上结成浓云,山脊以北的上半城朦朦胧胧,山脊以南的下半城若有若无。街道凌乱狭小,弯曲起伏,贫民区的码头与沿江坡地区,吊脚楼一边靠道路一边靠崖,像一群攀附在山坡上的灰色蜥蜴。

    大姐说的事发生在三十七年前,但我并不陌生,这个城市的工人住宅区,半个世纪以来,恐怕没什么不同,今日的房子只比那时更挤。

    这座城市令人战栗,有股让人弄不清的困惑,时时隐含着危险和埋藏着什么秘密。重庆男人走到街上,无论他装束什么样,你都无法猜出他的身份。他可能是地痞,也可能是正人君子;可能是特务,也可能是顺民;可能是暴乱分子,也可能是秘密警察、袍哥、学者、赌徒、官员,或是戏子、二流子,或是扒手。重庆女人也一样,无法以她的打扮举止而定她是良家妇女,还是荡妇,野鸡。不管什么人,都有点潮湿湿的鬼祟气,也有点萎靡的颓丧感。

    时间很快到了1945年,虽然这时,几乎没有了人们熟悉的警报声和奔逃凄厉的尖叫声,人们也忘了抬头仰望天空,不再关心有否日本飞机的小黑点,防空洞开始门庭冷落,这个城市渐渐充满战争胜利的喜庆。巨大的历史转机,与这个年仅十八岁的做工妹本没有多大的相干。但命运却让她看到尚在田里耕作的父母兄弟、她同龄的乡村少女永远看不到的东西。

    大姐坐着的礁石面上有许多蜂窝似的蚀坑,她与我肩挨肩,说的事却离我越来越远。远程的大客轮驶近朝天门码头,拉响汽笛,听来像个廉价雇来的吹打队在奏丧曲。太阳退到对岸江北,一层淡淡的红晕浮于山头。江里零散的几个游泳者,顶着衣裤往自家岸边游。这个城市的历史太喧闹,传入我耳旁的声音极杂乱,单凭耳朵,很难一字不漏地听清大姐的话,我必须凭我的心去捕捉。

    那天上午走进位于沙坪坝地区601纱厂戴礼帽的男人,本来毫无兴趣看一眼养成工的宿舍。他只是走过门口,听见了一点奇怪的声音,探了一下头,他身后跟着跑的两个小打杂也忙不迭地站住。大棚式房子里两排草垫通铺,有股积久的汗臭。

    一个少女被捆绑在木桩上,发辫早已散开,有几绺飘拂在她的面颊。漏进棚的光线像故意落在她的身上,显得她皮肤健康细嫩,睫毛黑而长,嘴唇傲气地紧抿,在愤怒中潮湿红润。工头的皮鞭在挥舞,她挣扎着,有一股抗争到底的狂野劲儿。

    大姐坚持说,男人的这一伸头,是我们家的第一个命运决定关头,因为他马上被母亲的美貌勾掉了魂。母亲那天早晨的倔强,使那个袍哥头儿觉得有趣,竟然还有这么个乡下妹崽,不仅不顺从凌辱,被捆绑鞭打了还不愿服个软,也不愿说个求情话,让工头下不了台。工头正气得没办法,转身看见那男人,立即赔了笑脸来。袍哥里认辈分,这个戴礼帽的男人辈分高得多,问了两句,就走了进来。

    那时母亲抬起头,因为背光,走向她的男人又戴着帽子,来人的五官轮廓不分明,只觉得他个儿高,身子直直的。母亲顿时害怕起来,想这下自己真完了,她绝望地把眼睛掉到一边去。因为恐惧,她的脸通红,呼吸不均匀,成熟挺拔的胸部一起一伏。

    男人叫松绑。

    母亲这才正眼看清进来的是一个英俊的青年。他关切的眼神,一下子就触动了她的心。

    大姐生性浪漫,老是没命地爱上什么男人,我没法阻止她的讲述,也没本领重新转述她说的故事。我只能顺着大姐的描述,想象这场一见钟情中的逻辑:一个乡下姑娘,敢为贞操拼命,长相又俏,或许正是这个袍哥头心目中看家老婆的标准。他自己也是个从社会底层爬上来的帮会小头目,本能地不信任这个大城市里像苍蝇一样围着他转、赖在他床上的风骚女人。

    他看了看母亲,与工头咕哝了两句话,就匆匆走了。

    母亲那天被松了绑,躲过一难,又开始下班上班,很快忘了这件事,就像忘了她年轻的生命中已多次历经的危急。她节衣缩食,想积攒钱寄回家乡。两个月后,一天放工时,着工装的女工们正在过例行的搜身——厂里怕女工带走棉纱团、布片之类的东西——工头却满脸笑容走过来,请母亲到厂门外去。

    她出了大门,一下愣住了:一辆新崭崭的黄包车停在那里,每个金属部件都亮得晃眼,穿着整齐的车夫恭敬地等在一边。

    3

    那种时代,到那种餐馆的男客个个西装革履,头发胡子修剪得体;女客则一律高跟皮鞋,烫着和好莱坞电影里女演员一样波浪的发式,耳环、项链、别针、手镯,把自己披挂得锒铛作响。旗袍也都是锦缎,开衩到时风该露的顶端位置。

    大姐从小是个摆龙门阵的能手。和上辈人不同,她这一辈摆的已经是电影和小说。我那时才几岁,总是缩手缩脚在一个角落,张着嘴,不作声地听这些回城探亲时间过长的下乡知青聚着讲故事。他们坐在两张床和地板上,挤挤团团地嗑着瓜子。恐怖的山间鬼魂,国民党特务梅花党。有时是亲历的实事:知青间谈恋爱,与农民打群架,反抗乡村干部欺压动了刀子,最后被公安局枪毙。故事一个接一个,有时全室哄笑,有时唏嘘一片。

    母亲嫌我不做家务,老在阁楼下喊:“六六下来!”弄得大姐认为我讨嫌,也赶我走。我每每做完了事,就在阁楼门口蹲着听,以便再要做事时下楼快些。

    我不知道这段家史,有多少是大姐在过龙门阵瘾。说实话,大姐比我更适合当一个小说家。大姐没有受完足够的教育,她的黄金岁月都被“文革”耽误了。怎么追也追不回。有一次她对她过去的几个知哥知妹说,命运不帮忙,要是能让她做个作家,她的经历足够写成好多部精彩的小说。我一旁听着,替她抱屈,觉得她太可惜了。

    但是在这时,我很难把她勾勒的母亲那时的形象,与如今臂腿粗壮、身材上下一般大小、没好脾气、非常不女性化的母亲合成一体。

    我努力想象:母亲穿了她最喜欢的靛青色布旗袍,衬出苗条玲珑的身段,布鞋,没有一件装饰品,一头黑发光顺地往后梳成两条辫子,露出额头,就是剪成短发也行。但她的眼睛黑而清亮,和她的脸色一样羞涩,在她微微一笑时,既温柔又妩媚,的确很美。大姐是对的,母亲不可能没拥有过青春。

    坐在母亲对面的那个男子,更为神采飞扬。

    他,一身考究的白西服,头发看来是在理发店整治过的,体面,黑黝黝的头发,上了油,眼睛与眉毛有棱有角,长得比当今电影院门前广告上的明星还帅,不像三四十年代电影里的奶油小生,或戏台上的白面书生。八角灯笼光线柔和,桌上蓝花边盘碗勺碟,瓷面细腻,一式光洁透亮。星月上升到天空,山城万家灯火闪烁。母亲微微低垂脸,没吃菜,双手安静地放在膝上。

    他们在说什么呢?母亲竟然忘记了生平第一次穿罗戴绸进大饭馆的拘谨不安,聚精会神地听起那个男子讲他自己的身世。这个身世,是那个男子说给母亲听,母亲在不知什么时候说给大姐听,大姐在这一个晚上摆给我听。

    他说他老家在四川安岳,家贫,母亲给人洗衣做衣,父亲有力气,给人抬滑竿。母亲前后生了十一胎,只有第八胎和十一胎活下来。母亲给他取了个小名“长生娃”,想他顺当长大,盼长生平安;给弟弟取小名“火林娃”,算命先生说弟弟水气邪气重,求个吉利。

    1938年安岳害瘟疫,又天旱,他的父母先后不到一周得病去世。当时他十四岁,弟弟五岁,他们成了街上的叫花子。有一天,他跟前经过一队拉壮丁的人马,其中一人很像早些年远走他乡的舅爷。他跟上部队,做了当伙夫的舅爷的助手,这支川军杂牌部队兵员不够,也就不赶他走,反正他不拿饷。部队1942年入驻重庆时,他已成了宪兵队的小头目。抗战时期,重庆袍哥已近六七万人。川军里几乎全是哥老会袍哥,他在“礼”字位第五排,难怪工头见了他那副龟孙子相:“礼”字在底层社会影响大,职业袍哥结交有钱有势兄弟,摆设红宝,聚赌抽头,买卖烟土,开鸦片梭梭馆。

    母亲难以相信坐在面前的这个仪表堂堂的男子,曾经是个又脏又臭的叫花子。她的心慌乱起来,她水一样流逝的生命中,除了一位从未见过面但可给父母两担米的小丈夫,没有与任何男人联系在一起。

    逃婚对母亲来讲是难免的,是她骨子里刻着的叛逆性格。母亲的眼里盈满了泪,或许在这个青年男子叙述他的经历时,她就明白自己的一生,她未来的子女的一生,都不得安宁。

    锣鼓声、爆竹、游行的队伍,使整个山城彻夜不眠,好几个星期,都笼罩在八年抗战胜利巨大节日般的欢庆里。日本人投降,国民政府准备还都南京。重庆突然出现了权力真空。袍哥势力正在积聚,并更靠拢政府,政府也注重依靠地方势力巩固这个经营多年的后方。

    母亲和那个男子举行了婚礼,婚宴办了七十桌。母亲被牵来拜去,晕头转向。喜房红烛不是两支,而是两排,一直燃到天明。

    不久,母亲就怀孕了,于抗战胜利第二年生下一个女儿。

    大姐说,那就是她,她是流氓恶霸头子和逃婚不孝妇的女儿,“反革命”子女。

    4

    原来大姐另有一个父亲,她跟我们兄弟姐妹不一样。说出来了,她似乎挺得意扬扬:流氓头子也是好汉,我们的父亲却是个老实巴交的工人。我大吃一惊,对大姐不光彩的虚荣,很不以为然。

    跟所有人一样,我一上小学就得填无穷的表格,在籍贯一栏,填上父亲的家乡:浙江天台县。那是我眼前的长江,流过了千里万里,将汇入大海的地方。我从未去过,也听不懂那里的话。

    父亲的生日在中国正是“六一”儿童节,我从小就记得。父亲说话有很重的浙江口音,一说快,没人能听得懂。他讲得稍慢一点,我能半懂半猜,就给人当翻译。如果我讨厌这个人,就故意翻错。父亲白我一眼,忙不迭地给人解释说,他小女儿不懂,说错了,请原谅。

    冬天既潮湿又寒冷,家里没有燃料烤火取暖,有支气管炎哮喘病的父亲就容易发病,只能靠药物支撑。严重时,也不肯去医院住院。本来就瘦,一生病就瘦成一束枯枝。他个子本来不高,这时,就更缩了一截。他总是一个劲儿地挨,否认自己生病。发高烧时唯一的症状是一股劲念叨:“回家。”

    “让他回浙江!”家里姐姐哥哥异口同声说。

    “不行的,”母亲反对,“他哪是要回去?他要去死在那儿。”

    父亲和四川大部分下江人一样,由于抗战才来到重庆。十五岁时到县城跟人当学徒,先是倒屎倒尿,端茶递水,后来背弓弹棉花。他心灵手巧,帮师傅拉线铺棉絮,很快就学会了弹棉被整套手艺。1938年,他二十一岁那年国民党在天台县抽壮丁。乡里的保甲长收了贿,将别人的名字改成父亲的,他只得辞别家人,跟着部队到了重庆。部队就驻扎在南岸山上,他在通讯排,挂防空袭讯号。

    1943年春天,正是母亲从家乡忠县逃婚前往重庆的日子,父亲所在的部队开拔另一城市守防。路上,父亲肚子痛绞得厉害,躲进树丛解决问题。等他钻出树丛,部队已成小芝麻点在另一座山的道上,举着火把赶夜路。他当机立断,朝相反方向走。准确地说,父亲是一名国民党的逃兵。逃兵是要被国民党枪毙的,但解放后共产党也不喜欢他这段历史。当时,幸好无人注意,或许以为他生急病死在行军路上。战乱之年,谁去调查一个士兵的真死假活?他回到重庆,在招商局的船舶队当了一名水手。

    按照大姐的说法,父亲一生之中真正有胆有识的唯一一件事,是1947年那个春天与母亲的结合。为了与我的父亲相遇,母亲需再次出走,得再次逃离自己的家,才能完成她遇见父亲的弯曲的路径。这四年中,父亲已在这个仍然是陌生、却强要他留一辈子的城市做水手,他得等候一个自甘落难的四川女子,这是命定的。

    大姐站了起来,我也站了起来。夜使两江三岸变得美丽了一些,一轮淡淡的月亮升起在天空。行驶的船打着一束束白光,洒在江水波浪的一片黑色上,那山上江里的小灯,像一只只温柔的眼睛,忽近忽远地闪烁。山坡上有人在吹口琴,被风一阵阵带来,我第一次觉得口琴声是这么好听。

    大姐嘲讽地笑了:“我妈也真傻里巴叽的,争啥硬气,非要走,那个倔强劲,倒真是像我。我生父,那个混账男人,”大姐说了下去,“那混账男人不仅常常通夜不归,后来还带了摩登女人回家。母亲独自垂泪,他看见母亲哭,就动手打,一边打一边还骂:养不出个儿子的女人,还有脸!我早晚得娶个小。”

    母亲受不了,一气之下一手抱女儿,一手拎包袱,就逃回了家乡忠县。家乡待不住,按照家乡祠堂规矩,已婚私自离家的女人要遭沉潭。母亲在家里躲了三天就返回了重庆。那男人登报找,还布置手下弟兄找,没有下落。

    5

    父亲在嘉陵江边,一片吊脚楼前的石阶上,看见一个年轻的女人,背上背着一个刚生下只有几个月的婴儿,在洗一大堆男人衣服。那些都是男船员们浸满汗臭的衣服袜子。她洗衣服动作麻利,专心致志。洗衣妇个个都是疯言疯语,笑骂不断,否则就接不到足够的活儿养活自己。她站起身,虽然背上有个婴儿,但遮不住诱人的身材。

    她的脸转过来,头抬了起来。他入神地看着,不转眼。他以为她在朝他看,但他错了,她不过是为了舒舒腰,马上就背过身,蹲在地上洗衣。早春二月,江水异常清澈,但冰冷、刺骨,她的手指冻得通红,袖口挽得极高,头发梳了个髻,不知是怎么梳的,竟没有一绺头发垂挂下来,耳朵、脖颈和手腕没一件饰物,整个人干干净净,清清爽爽。如果不是背上那个不哭不闹的婴儿,带来了一点真实感,他真以为这个女人是从另一个他所不知的世界而来。

    沿江一带山坡上的吊脚楼,大都住着与江水有关的人:水手、挑夫、小贩、妓女、逃犯,人来人去如流水,租金也比城里便宜得多。那个女人住在一间吊脚楼里,除了洗衣,也接补补缝缝的针线活儿做。不提她的模样,就凭她自个儿养活自己和孩子的勤俭能干,理应是船员追逐的对象,可是没有任何人去惹她,她似乎也安于清闲,谨谨慎慎地度着日子。

    干水上活这行当的人,哪个码头没个相好。男人们怎会有意躲着这个女人呢?

    有明事的人点拨他:我看你八成给那个女人迷住了,跟每个见到她的男人一样。这是城里一个袍哥头子的老婆,从家里跑出来的。离远点,别提着脑袋瓜儿耍女人。

    1947年初春,对父亲一生来讲,是个特殊的分界线。他本对机械和器材有着天生的兴趣,几年来背熟了水道情势,加上好学多问,没多久就学会了驾驶。主流支流,下水上水,就这个蹲在江边背着婴儿在一心一意洗衣服的女子,总晃荡在眼前,忘也忘不了。当她又像第一次朝他这个方向站起来,为了舒动酸痛的腰、腿和手臂时,他看见了她的全部:善良、孤零,浑身上下的倔强劲,她就那么站在他面前了。

    他把衣服送给女人洗,每次给的钱比别人多。不等女人目光示意他走,他便告辞,头也不回一个。

    “你看你衣服还是干净的,用不着洗嘛。”女人开口了,声音很轻。他不好意思了,脸红红地愣在门边。他实在是送衣服送得太勤了。

    女人没背婴儿,婴儿正睡熟在床上,女人的身子灵巧地一转,递出一个木凳,让他在门口坐。

    6

    袍哥头四处找我母亲,登报,派手下人专门到母亲家乡忠县寻找,都没有下落,一气之下返回自己家乡安岳,挑了个正在读中学的姑娘。匆匆办完喜事,安了一个家,自己一人回了重庆。他是地头蛇,竟然找不到母亲,就断定母亲已远走他乡。岂不知是身边一个舞女在捣鬼,她买通他手下人,不让他知道我母亲的下落。母亲在江边洗衣服时,曾瞥见过一个浓妆艳丽的女人,母亲没有在意。1947年春天,抗战胜利的喧嚣早已被内战的炮声取代。地方军阀与各帮会宗教组织忙于扩大势力抢地盘,市面上各种谣言纷传,人心浮动。袍哥头没心思管弃家出走的妻子女儿。当然,如果是个儿子,情形就不一样了。

    父亲言少语拙,他只能靠行动,让母亲相信他的真心诚意,下定决心请求母亲与他生活在一起。他不像其他垂涎母亲的男人,他不怕杀人如家常便饭的袍哥头。不过也可能父亲是个外乡人,不太相信四川黑社会的厉害。不管怎么说,这就是目前这个家庭的正式由来。

    大姐说到这一段时,三言两语打发过去,我几次回到这个题目上来,她几次虚虚地迈过去。我知道她不是对父母结合不满——正是靠了这个婚姻,她才活了下来——而是觉得这种贫贱夫妻的事太实际,不浪漫。我找到过父亲陪母亲到城中心照相馆拍的一张照片,母亲梳着流行发式,穿了她最好的衣服,折价买的一件白底白花绸旗袍。日本投降时,急着赶回南京上海的富贵人家,带不走的家当,就便宜卖了,那时有好几条街有人专收专售。父亲不在照片上,母亲抱了大姐,端坐于一个花台边。照片上的小白花的粉红,是后来大姐加上的颜色,给平淡的黑白照片添了点儿韵致,照片上的人在框起来的尺寸里,眉眼很沉静,甚至有点儿忧郁,看不出她内心痛苦还是快乐。这是我能追溯到的母亲最美的形象。

    7

    家里有门亲戚,我们叫他力光幺爸,但不和父亲一个姓,我从来没问,也没想过,以为是家里认的干亲。他一来,就是母亲不在家,也与父亲关起房门,说话声低得听不见。看来他就是袍哥头的弟弟,大姐说的小名火林娃的人,大约“文革”开始,他就很少来我们家,以后也就没见到过了。这也许和大姐说的与“反革命”几个字有关,彼此没联系,也就减轻了祸事临头的担忧。

    力光幺爸的样子,我已忘掉。

    我只能在大姐身上,找寻那个她叫作生父的男人的形象。他不像一般重庆男人那么矮小,瘦弱,他喜欢穿长衫,戴帽子,是个风流情种,偶尔吃点小醋。朋友义气重,可以有难同当,有福共享。这么一个和母亲有紧密联系的人,一个我从未看见过的人,无论多么真实,对我而言,也只是影子一个。

    他曾被派去江北的兵工厂,捕捉在那儿半公开制造炸药的共产党,却一身是血败逃回家,母亲被吓坏了。为此,在袍哥中他没有得到提升,在家中发酒疯,砸坏结婚时客人送的所有的匾,用脚踩,狠抓自己的头发,母亲才明白这男人日子并不一味轻松。时局一天比一天紧张,街上巡警和便衣增多,半夜也会听到敲门声,清查共产党。他常常不在家,突然回家,也会突然就走掉。这样的日子,恐怕母亲离开时也没有多少留恋。

    大姐说,这个男人走到哪里身上都不必带钱,到哪里只要发一声话,就有小喽啰、小流氓跑前跑后,将钱递上。

    “流氓头子罢了,这有啥子值得说的?”我不以为然地说,“幸亏妈妈抱你出走,否则,解放了,你还会有好日子过?”我想杀杀大姐的傲气。现在我明白了,她为什么老抱怨这个家穷。

    “你说得有点道理,”大姐清清嗓子说,“哪条道,我都不会有好日子过。”

    共产党占领重庆前不久,一场大火在重庆上空腾起。火蔓延着,顺着夏季的江风沿山坡往上卷。临时板棚,吹到热风就着火。泊在河滩渡口的木船趸船也燃烧起来,平民百姓在火焰中奔逃。

    母亲抱着未满周岁的二姐,牵着三岁的大姐,尽量躲避着尚在冒余烟的房屋,沿江岸寻找父亲的船。到处都是烧伤呻吟的人,狂奔乱逃的人,不相识的人蓬头垢面、衣衫不整地聚在一起哭着。还有人在拾没烧坏的碗勺,也有人用木桶往已经烧得焦黑的柱梁上泼水。大人寻找孩子,孩子寻找大人,还有人飞跑过街狂呼亲人的名字。

    有个孕妇在翻找尸体,认自己的亲人。小孩烧死最多,身体缩成一小块炭。一个老头坐在石梯上,脸上黑乎乎的,傻掉了,他让三岁的孙子坐在木箱上,等他回去从火里抢东西,回来时箱子和孙子都不在了。

    火熄之后,一船又一船运载江里江边的死人,往下游江滩的大坑堆埋。朝天门码头中心一个大空坝,却在烧街上的尸体,架着柴泼着油烧,穿黑制服的警察站在一旁。死人的气味跟着滚滚浓烟,罩住了整座城市。

    母亲听到重庆饭店那头传来枪声,说是抓到了放火的人,毙掉了。是否真如街上传言,是国民党的消防队在水里掺了汽油,使火越燃越旺?还是共产党地下组织放的火,以增添老百姓对旧统治者彻底绝望?

    谁去弄清楚?这是个兵荒马乱、每天要死上千上万人的日子,重庆大火不过只是小灾小难。

    这场罕见的大火发生于1949年9月2日,它熄灭之后两个月,即1949年11月下旬,这座山城终于落入共产党军队合围之中,长江上船员大都弃船溜跑了,都知道在重庆这水道枢纽打仗时,船最惹祸。

    父亲舍不得船,哪怕是老板的船。十几个国民党士兵把一个个封得严密的军火木箱运上船。父亲在刺刀下被迫驾驶船,他只得用棉被裹住全身,仅露出眼睛和手。船上溯长江,从第一声枪炮响起,父亲就用他对航道水势熟悉的全部知识,大拐“之”字行进,躲避船外两岸飞来的炮弹。押船的一个军官大腿被子弹击中,倒在驾驶室昏了过去。受伤的士兵惨叫着,血溅到玻璃上,跳入江,有的士兵跌趴在船舷后。父亲的棉被上,血在一摊一摊漫开,船上的军火随时都可能爆炸,但是父亲却奇迹般地冲到了目的地。

    当官的掏出两块大洋赏给父亲,算是租船的钱。然后,用手枪指着父亲说:“我们要沉船!”他跳到岸上,给士兵下任务。

    父亲的胆子已掉光了,但是他把船开来本是为了救船。他当没听见一样,便将船掉头往回开。在船离朝天门两里路远时,炮火过于猛烈。他怕船被打沉,便将船开向黄沙溪的河滩搁浅,想保住船。

    那天,这个古怪多劫的城市已经很寒冷了,人们皆在抢购粮食或逃离战区。母亲又有了身孕,在通向江北桂花街的石阶上,她拎着一麻袋干胡豆,抱着二姐,让三岁的大姐自己走。江面炮火不断,风把树刮得弯到地面,把硝烟刮进深蓝色的雾中。母亲跨进房门,血从她的身体里流出,顺着大腿冰凉地滴。

    她小产了。房东太太从门口路过,说掉出的肉团若是一个瓣儿,就是一个儿子没了,若是有两个瓣儿,就是个女儿。她边说边用涮马桶的竹棍去戳看,连连叫道:“是儿娃子,是个儿娃子呀!”

    听着房东太太离去的脚步声,躺在床上的母亲绝望了,她认定父亲肯定死在运军火的途中,尸体随着船的残骸在长江里漂走。

    可是父亲从炮弹乱飞的江上回来了,脸被烟火熏抹得只剩两个眼珠子在动,吓得两个女儿哭了起来。母亲一把紧紧抱住从死神那儿挣脱掉的父亲。

    三天后,要父亲去运军火的部队,被包围重庆的解放军部队歼灭,被捕的军官说出了那艘船,他对那个不怕死的年轻船长印象太深,但忘了说那两块大洋。

    清算的镇反、肃反运动,父亲交代不清,运军火的事,他写的检查详详细细,也忘了交代那两块大洋。父亲得救于他的一技之长,凭着他对长江航运的了解和熟悉,被共产党新政权留用了。长江上游金沙江一段,水流急,暗礁多,航标灯少,稍不留心,就会船翻人亡。父亲被派去,算是对他优待处置。夜航加班次数太多,加班费不值几文,他的眼睛开始坏了。

    我很小时知道家里箱底有两块大洋。父母低低的声音争执得很厉害,不像院子里其他两口子吵架那样呼天喊地,凶煞恶气,他们的声音畏畏缩缩。那时我人太小,缩在黯淡的墙根就跟不存在一样。

    “把大洋拿到银行兑换了,再借些钱,找个好医院,治你的眼睛。”母亲说。

    “算了,已经这样了,治不好。”父亲叹息道,“再说,去兑换,不就不打自招了吗?”当时我不明白他们怕“招”的是什么,现在才觉得他们的小心不无道理。

    8

    大姐打了几个大呵欠,望望山腰,稀少的几盏路灯在那一片黑漆中特别亮。她说回去睡觉吧。

    怎么这就完了?我问: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,哪来的梅毒?

    那还不明白,大姐说,袍哥头从来没有戒过嫖妓,他传染给母亲,母亲传染给父亲。

    我说,这中间隔了好多年啊,什么时候发现的呢?父亲结婚前就知道吗?难道爸爸的眼睛不是开夜航累坏的?

    “早治好了。哎呀你真烦!”大姐嚷道。

    她也许并非不愿意说个仔细,而是认为不值得,还对此有股不轻的怨恨。这是完完全全的中国贫穷市民生活,绝对无法浪漫化的怪物。我们这一带肮脏潮湿长着苔藓的墙上,“包治性病,药到病除”招贴处处可见:

    尖锐湿疣 龟头烂痛

    滴虫阴痒 菜花肉芽

    尿口红肿 阴道流脓

    这类广告的读法我始终弄不清楚,上下左右前后怎么念,都是一堆乱糟糟的恐怖符号,老在指向最令人恐怖和羞耻的一些东西,在阳光最亮、即使社会最革命化、号称全世界唯一无性病之国时,这些广告也没有完全消失,80年代初又是贴得满街满巷。我从来不敢看个明白,也从不知道谁在医治,谁在求医。大姐一打住,我也被自己吓得没有追问下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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