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下文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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笔下文学 > 饥饿的女儿 > 正文 第11章

正文 第11章

    1

    拂晓前我醒了,再也睡不着。大姐在床那头,她睡相不好,腿压在我的身上,我把身子往墙里轻轻挪,盖着薄被单侧身对着墙壁。

    那些早已逝去的年代,大姐在江边不过是匆匆画了一幅草图,她很明显略去不提一些至关重要的笔墨。她说的一切并不能回答我的问题:为什么我在这个家像个多余者?

    我躺在床上,脑子从来没有这么活跃过,连呼吸都变得急促,越想疑惑越深。60年代初共产党发现鼓励生育之愚蠢,这块耕作过度的国土,已挤不下那么多人。于是,70年代猛然转到另一头,执行严格的计划生育。基数已太大,为时过晚,政策和手段只能严酷:一家一胎,男扎女结。

    中国人多了,难道我也多了?

    天亮时我就便秘了,肚子极痛。很奇怪,我心里一有事,就会便秘。这原是从小就有的毛病,南岸女人常见的病。

    家里没有卫生间,只有尿罐夜壶暂时盛一下。人一多,就没法用。院子里没有厕所,得走十来分钟弯扭狭窄的泥路,到半个山坡的人家合用的公共厕所。厕所没人照管,女厕所只有三个茅坑,男厕所我从未进去过,但知道比女厕要宽一倍,多三个茅坑。这一带的男人为此常夸耀,“女娃儿生下来就该有自知之明,看嘛,连茅坑都少一倍。”

    公共厕所从大清早就开始排队,女厕所队伍长得多。拉肚子着急的人,年龄稍大的女人绕到厕所后,到没遮没拦的粪池,不顾脸地扒下裤子,蹲在边上。男人可以随便找个什么地,最多跑到江边解决问题,之后,学猫和狗,用脚把河沙扒拢遮掩上。

    公共厕所门前那些蓬头垢面衣衫不整、肿眼皮泡的排队者,会让人误以为是一家早食店,那些人是为了买油条包子。

    我老听人不断地说红爪爪,女厕所才有的一种怪物。说是从茅坑下会突然伸出一只鲜红的手爪爪,抓烂你正暴露无遗的下部。吓得人都不敢上厕所,或憋在家里,须叫上足够多的人去压阵。公安局破了案,说是坏分子耍流氓,用红药水涂满手,躲在茅坑里装神弄鬼。也有另一种说法:公共厕所少,不够用,有人想出毒招,编恐怖故事,吓唬人不敢上厕所,编故事者才能顺当地拉屎。

    女厕所的三个茅坑脏到无处下脚,白蛆,还有拖着尾巴发黄的蛆,蠕动在坑沿,爬到脚边。

    想在家里方便,好不容易等房间没人了,门刚一闩上,走进布帘内就听见了朝门口来的脚步声、敲门声。有时忘了闩上门,随时都有人跨进这间共用的屋来,我就只得屏住气息,一声不吭地等着人出去。经常,生理要求一下子就消失,那些应排出身体的东西留在肚子里。

    2

    厕所里女人经常拉出寄生虫。从肛门里钻出的蛔虫,有时多到缠成一团,亮晶晶的,有点粉红。打虫药并不贵,但费心打虫的人不多,认为吃药打虫没什么用处。虫在没油水没营养的肠子里,四川话说“没捞捞”,就会不打自下,另找转世投胎的办法。

    那是个十岁左右的女孩,圆脸,脖子瘦长,和我年龄差不多,她住在粮店那条街上。不清楚她怎么跑到我们这一带的厕所来,想是路过,或是那一带的厕所队伍更长。我已排到厕所内等,第二,马上就轮到了。

    春天刚过,夏天来到,厕所里气味已很浓烈。她蹲在靠左墙的坑上,突然张开大嘴,张开眼睛、鼻子,整张脸恐怖得变了形。虫从她嘴里钻出来,她尖叫一声,倒在沾着屎尿的茅坑边上。排在我前面的矮个子女人走过去,一边把女孩往厕所外空地拖,一边没忘了警告我:“那个坑该我了,不准去占。”

    女孩被放倒在空地上,因为沾着屎尿,排队的人都闪避地看着。矮个子女人啪啪两个响耳光刮在女孩脸上,不省人事的女孩吓得醒过来。矮个子女人嗓门尖细地说:“有啥子害怕的,哪个人肚子里没长东西?”

    母亲对我们四姐妹说,新鲜蔬菜水果,你们享不到那个福,但你们得讲卫生,生小孩后要格外注意。天冷天热都得在睡觉前清洗,和脚盆分开,单独一个盆,十女九痔。你看你们几个都没生痔疮,全都靠我从小到大关照。

    我母亲有便秘,我们家四个女孩都有,住在江边贫穷地区的女人,很少能幸免。尽管我母亲再节约,也肯花钱从店里买消过毒的卫生纸做草纸,不像其他人家用旧报纸、写满字的作业本、包食物的纸。我们从小就知道到近郊农村田坎去挖茅草根,摘竹叶尖,煮水、泡水喝,这类土方能缓解便秘。但清热解毒最有效的是苦瓜籽,熬出的水极涩,捏着鼻子往嘴里倒。喝完后,赶紧用冷水冲掉苦味。这里的女人,与这个地区一样,下水道总是个问题。

    的确,这屎拉得实在不容易,多少双眼睛盯着排泄者的前部器官,多少人提着裤子,脸上冒汗憋着大小便地候着。年龄大的,蹲上茅坑,享受自己一时的独占权。有些排队的人,则会毫无顾忌地盯着没门挡蔽的茅坑,她们嘴一敞开就难以封住了:谁的谁的子宫脱落,肯定是乱搞男女关系;谁的谁的下身生有红斑湿疹,是婊子,卖逼的,不烂掉才怪。

    排队紧张,上厕所也紧张,我总要带样东西,装作不在意地挡在自己面前,有时是蒲扇,有时是一本书或书包。要让衣裤和鞋不沾着屎尿,又不让蠕动的白白红红的蛆爬上自己的脚,又不能让挡着自己的东西碰着茅坑的台阶,还得装随意,不能让等着的人觉得我是有意不让人看我的器官。否则,碎嘴烂嘴婆娘们必定会说我有问题,什么好东西遮起来见不得人?

    那天我在公共厕所看见人吐蛔虫时,突然失去了便意,轮到我,我却走开了,排队的人稀奇地看着我。

    后来我的嘴里也冒出过蛔虫,见过一次这种事,身临其境就不那么恐怖了。我没晕倒,但反应依然不太对劲:我端着一碗热腾腾的饭豆,那些红豆子煮烂后,吃起来很粉,易饱。我刚走到天井,豆子扒进嘴里,还未咀嚼,便“哇”的一声从嘴里钻出蛔虫,整整一尺长灰白色肉虫子,掉在地上还在蠕动。我未尖叫,而是把手中的碗当球一样,朝上抛去,用劲太足,碗竟搁在瓦檐上,豆子从半空坠落下来。地面的青苔上撒了乌红的一颗颗豆子。我闭上眼睛,泪水夺眶而出,不顾一切地猛踩那在地上甩动的蛔虫。

    这件事,我不愿意告诉任何人:一件本是很痛苦的事,被我的动作弄成魔术表演,大半滑稽小半可怕。

    父亲带我去石桥的药铺抓了三服药。父亲说,中药好,中药没副作用。乌梅、川楝子、槟榔片、木香、川椒、干姜、大黄等一大串奇奇怪怪的名字。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放入盛了水的瓦罐里,微火熬。熬好的汤药,我盛了一碗又一碗,狠着劲往肚子里灌。要是母亲在家多好,一星期才能见到她一次,以前我无所谓,这一天才觉得非常想念她。

    当天晚上,我的肚子就气鼓气胀,像有妖精闹腾开了。

    我拔腿往院门外跑。

    别去厕所,父亲叫住我。待我进屋后,不等我闩门,父亲在外面把门反扣了。他在堂屋坐着,把守着门,不让我的姐姐哥哥和邻居们闯入。

    3

    每天傍晚,太阳落山之际,便有近郊农村生产队来收粪便做肥料。

    “倒桶了!”担着大木桶的农民,天热下雨,头上戴一顶旧草帽。他一声吆喝,整条街的人都从自家门后、床下、用布帘遮住的角落里,端出存放粪便的尿罐、马桶和夜壶,小心翼翼,像捧着祖宗八代的灵位似的。不知从哪年做下的规定,倒尿罐是我的任务。往收粪便的木桶里倒完后,用淘菜水、洗衣水和竹刷子刷干净,再捧回家。洗尿罐的脏水顺着石坎流下坡,那一坡树长得又粗又壮,枝叶繁茂。

    万一我错过了农民收粪便的时间,就只得把笨重的尿罐,提到公用厕所的大粪池去倒。雨后路全是泥水,溜滑,好几次我跌倒在地上,屎尿泼了我一身,黄陶泥的尿罐摔成几瓣。我爬了起来,赶紧奔回家,用篼箕装灶坑下烧过的煤灰,铺在泼洒在坎沟沿和泥地的粪便上。再扫进篼箕,倒进粪坑。弄脏的地很难清除干净,自家灶下的煤灰都扒完了,还不够用,又去求邻居同意扒他们灶下的煤灰。我怕过路的街坊骂街直指父母祖宗的本领,不管有多远,被挨了骂的父母一定能听见,当然要把气出在我头上。

    每次闯下这种烂祸,我总是觉得哥哥姐姐,还有父母,和街坊一样漠然地站在院外的台阶上,俯视我满身恶臭紧张地忙乱。

    或许他们那样做,不过是为了提醒我,做错事就得挨罚。但我却无法往心宽处想。他们为什么不肯伸出手帮我,而总让我看到自己是个多余的人。

    很小,我就有这种感觉。

    记得十二岁那年一个梅雨天。母亲见我一动不动,就问我怎么还不走?小学已敲过头遍上课钟声了。

    我手吊着书包带子,怯生生地说,老师说就我未缴学费,放学后,我已被留下来两次。

    母亲的腰伤应早好了,不知那天她为什么没去上班。她坐在了床头,看着我说:“好像刚缴过学费,怎么又要缴了?”

    “那是上一学期的。”我的声音不大,但脸已涨得通红,要钱的本领我永远也学不会,哪怕向父母要钱。

    母亲半晌没作声,突然发作似的斥道:“有你口饭吃就得了,你还想读书?我们穷,挨到现在全家都活着就是祖宗在保佑,没这个钱。你以为三块钱学费是好挣的?”

    每学期都要这么来一趟,我知道只有我哭起来后,母亲才会拿出学费。她不是不肯拿,而是要折磨我一番,要我记住这恩典。姐姐哥哥们,最多让他们要两三次便给了,不像对我。母亲对我不是有气,而是有恨,我对她说:

    “当初你就不应该生我。”我把书包紧抱在怀里,身体蹲在门槛边,咬住牙齿,生怕眼泪掉下来。

    “不错!我当初就不该生你下来!”——可是母亲没说这句话,这是我从她的目光里读出来的,那目光冷极。我扔了书包,出房门,穿过堂屋阴暗的光线,我的心在号叫:我不想活,这个家根本就不要我!

    楼梯在我脚下吱嘎响。我没有抓扶手,而是三步并两步地奔上阁楼。

    我站在布帘前的床边,摸出四姐枕下一面小圆镜,举起来照自己。如同每次梳头后的动作,可这次我左照右照,都看不见自己的脸。

    四姐走进阁楼,我问她这是怎么回事?她听见我的话,双眼马上睁圆了,吓死一般冲下楼梯,大声喊叫母亲,叫二姐,叫三哥。她的声音尖厉悠长,像唱歌一样悦耳。我面对镜子,镜子仍是镜子,没有我。镜子坠落在地板上,没碎裂,只是反了个面,两个胖娃娃拥抱麦穗玉米的丰收景象。

    我不再属于自己了,我感到自己倒在地板上,双脚奋力朝外一蹬。

    一片喧哗声,有人凑近盯着我说:“她收尸了。”

    我收尸了?我死了,才十二岁,就这么死去?我的结局原来是这样。这一刻,我轻飘飘地,不着边际,没根没依的,原来死如此简单、轻快和松弛。

    我在围拢的人群中寻找母亲,我想对她说,要她烧掉我的日记,它在床底下。我看不见母亲,我在拼命找她,用一种只有她和我才明白的语言,继续对她说:别留下我的模样,烧掉我仅有的那几张照片。很快,另一种感觉升上来:追悔莫及,难以言说的懊丧。我渴望再活一次,哪怕比前一生更痛苦。我还刚刚开始活,我不想死,我就是要活!就是要不顾一切地长大!

    仿佛有人在扳起我的头,很重,很痛。上楼梯的脚步声不像是母亲。

    4

    天井里人极多,站着蹲着,以舒服但不雅观的姿势,围着一个走街串户的中年男人。无论他在哪个院子停留,都会带动一批人观看。

    他捉住乳毛未干的鸡公,反剪双翅,小鸡便乖顺地伏在地上,伸长脖子,可怜巴巴地瞧着众人。中年男人去掉绒毛。带刀刃的铁钩轻快地插进去,“嚓”地一下拉出一块血肉。右手的拇指和中指去掏。被阉割的鸡的卵子被放进碗里。鸡主人一般都要卵子,拿去熬汤喝。

    这里人相信吃啥补啥。杀鸡鸭,经常把苦胆摘下往嘴里吞,说是要大清热,还得趁新鲜。鸡胃鸭胃的内皮剥下,洗净晒干,一个能卖两分钱,化食,通气。菜市场肉案上,牛鞭粗长地挂在最醒目的地方。

    阉鸡的主人若不留卵子,可以少付一角钱。中年男人将就小刀叉起卵子,从裤袋里摸出盐瓶,撒上盐,然后用一块不知原来是何种颜色的布,对折包好后,放入帆布包里。

    被阉割的小公鸡,歪倒缩在堂屋楼梯角落,不再有雄性的高叫,没人看它一眼,人不知道鸡也会痛。

    烈属王妈妈的孙女,有张苹果脸,很稀罕。这条街的孩子,在成人之前,都瘦骨伶仃。院子里的人端着饭碗,到院门外吃走走饭。她要上小学了,有人问她长大做什么。

    “骟鸡巴。”她一清二脆地答道。

    这个女孩如果明白她说的是什么,长大必是个最彻底的女权主义者。但是南岸的人认为她没出息,女孩被父母打了一顿。遇到人问她长大做什么时,她不作声了,有时候还是冒出一句:骟鸡巴。她可能脑子有问题,阉割鸡巴血淋淋的场面,对她刺激太大。

    听大姐在江边讲母亲的事之后,我生病躺了一天。

    我挣扎着从床上起来,脚吊在床边,伸进圆口单扣黑布鞋,觉得阁楼不像睁开眼睛时那么旋转,墙仍是墙,桌子仍是桌子,一旁布帘仍挂挡着另一张床。屋里就我一人。我右脚先下地板,落在肉墩墩的一个东西上。我惊异地跳开,低头去看,一个比我脚还大一两公分的老鼠,抽也未抽动一下,躺在那儿。

    从床底下抽出两根细条的木柴,我把老鼠夹起,一步步走到阁楼门外小木廊,准备下楼梯。老鼠像活了似的,从夹着的木柴中蹦出,弹在楼梯口上,直落在堂屋地上。我终于止不住大叫起来。

    天井里有个剃头匠,用一个刷子清扫一个男人的脖颈。还有两个男孩在院门槛上,给白晃晃的蚕喂桑叶。天井靠水洞边,有人在倒刷锅水。

    我惊骇的叫声,不过是又尖又细地轻轻一嚷。院子里的人仍是各做各的,我叫第二声时,父亲从楼下探出脑袋问:“六六,什么事?”

    我指着楼梯下死老鼠躺着的方向,喉咙哽住说不出话来。父亲眼睛不好,看不到。对门邻居程光头动作快,拿着夹煤球的火钳,一边夹一边说:“哟,见血了。”

    “见血了?”程光头的老母亲这会儿耳朵特清晰。

    “见血了!”程光头回答。

    “见血就好,就顺当。”老太太说。

    “是一脚踩死的?”程光头扯开喉咙朝我喊。

    我点点头。

    “一脚踩死好。”老太太看不见我,她在自家门口内的圆凳坐着。“一脚踩不死,不能再添一脚,就得用别的方法。”她慢吞吞地说。

    “会啷个样呢?”程光头比他的老母亲还煞有介事。

    “补第二脚,耗子哪怕死了也有两道命,就会生鬼气,缠得院子里鸡飞狗跳喽。”老太太说得很肯定。我听得倒抽一口凉气,回到阁楼里。

    这天晚上,四姐和德华未回家。大姐也没回家,不知上哪儿去了。她一定是故意不回家,为了避免我的纠缠,她知道我不向她刨根问底是不会罢休的。夜里又响起婴儿的哭啼,挑人心烦。我感觉身体好多了,手摸额头,温温热热,不像白天那么发烫,明天就能打起精神去上课,我很想见历史老师,和他好好说说话。

    5

    第二日上午,我听到楼下有人在问我的名字,声音熟悉极了。我赶快走到阁楼外小木廊上,历史老师站在堂屋。在父亲注视下,我慌忙请他走上阁楼。

    “没有你坐的地方。”我结结巴巴地说,同时手脚紧张得不知如何搁才是。我站在小桌子边。生活和幻觉总难一致,但也许是我想象得太多了,他才会竟然在我未想到的情况下,来到我这个阴暗发霉的阁楼。虽然我从不讳言家穷,现在他到我的家,一下子逼近了我的私人生活,我没做好准备,我强烈地感到赤贫的耻辱。

    “你愿意,你就坐床边。”半晌我才说,我仍旧站着。

    “你生病了?”他就坐在我的床边,看着我,“我猜着了。你昨天没来上课。晚上我的辅导课,平时你都来的。”

    我没作声,他的声音在阁楼里听来有点浑厚,也比在教室里清晰。他说:“没事吧?”

    我头一歪。

    他见我没话,这才去环顾四周,说比他料想的条件还差些,但他很喜欢这个我从生下来就住的阁楼。“你说你经常从天窗望天上的云,与在江边看云不一样:云不是朝同一个方向飘。”

    他记得我说过的话,记得很清楚。但感动我的不是这个,而是他说他喜欢我家的阁楼。

    这时,历史老师拿出一个大牛皮纸袋,递给我。

    “给你的。”他说。

    “书?”纸袋是封好的,一拿过手我就猜,“什么书?”

    “你等会儿没人时再看。”他眼光似乎有点发颤。

    我抬起脸来,没说谢谢,我有好多话要对他说。但我喉咙堵塞着,说不出一个字,我继续望着他,傻痴痴地。

    他却站了起来,说上完课,正好有其他事路过这一带,他就拐下了野猫溪副巷,顺便来瞧瞧。

    原来他并不是专门来看我的,我正失望的时候,突然感到他的手放在了我的肩头,我的手握着纸袋,紧张又激动。我怕他的手从我的肩头移走,他的手真就移走了。他表示要走,“你想出去走走吗?”我腾地一下站了起来。

    “去爬爬山,怎么样?”

    我没吱声。我若和他一起走出去,院子里的人会搬弄是非。

    我的想法看来被他揣摸透了,不等我说话,他就说他先走,下午两点三十分左右,他在第五人民医院门诊部门口等我。

    我送他下楼,在天井石阶前停住,直看着他的身影从院门口消失。

    “谁呀?”石妈的声音在我的背后响起。

    我想果不其然,这个多嘴婆,说不定就一直守在我家的楼梯下,算着时间。这是我这一辈子,第一次有个成年男子来找我。

    “你不说,我也晓得,他父亲是个牛鬼蛇神,不就是满南岸打爆米花胡豆的糟老头家老大嘛。这个人成了家有老婆孩子,哼,他来找你做啥子?”

    “不关你的事。”我冷冷地说,朝堂屋里走。

    正对着我家房门的板墙上,挂钟指着十一点四十五分。这个钟要么迟两分,要么快两分,发条定时上,及时扳正钟点,也没用。

    上阁楼后,我仔细地撕开纸袋,从中抽出一本挺厚的书:《人体解剖学》。封面写着是医学院的课本。我糊涂了,一翻开,就看到插图,男人的裸体,正面背面;女人的裸体,正面背面,都插了长针似的标明名称,乳房、阴部、阴毛、睾丸,等等,全是些我从说不出口的字眼。我的心猛烈地跳起来,赶紧把脸埋在书页里,过了几秒钟,才抬起头迅速地朝四周的墙看,小阁楼还是原样,只有我一人。我再低下头来,看生殖器官图,我第一次感到我的阴唇好像在微微启开,阴道里像有一条舞蹈的火蛇,扭动得使我难忍难受。

    “该死!”我骂道,“我的老师是个流氓!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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