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下文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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笔下文学 > 饥饿的女儿 > 正文 第13章

正文 第13章

    1

    晚上,我回到家,家里已浪静风平。德华回他母亲家筹备结婚的事,二姐在家过夜,与我挤一床。大姐与四姐睡一床。

    二姐和大姐互相看不起,一碰就闹别扭。大姐火暴,有气话藏不住;二姐心细,凡事心里自有主张,她身体弱,几次发高烧,险些断了气。母亲说,她是二道命,回头人,老天照顾,考上自带伙食培养小学教师的半工半读学校。她天生矜持,可以不向父母要一分钱,步行几个钟头,从学校走回家,而不向父母提一句车费。她的裤腿和鞋子全是泥,回家后洗净脚,就一声不响地用剪刀尖挑脚底的血泡,手抖也不抖一下。二姐快毕业时,正是我上小学一年级,她和一个男同学带着我,破天荒地上苗圃拍照。男同学戴了个眼镜,拿着个有半截砖头大的照相机,让我手扯住一枝树丫,他不说笑一笑,而说看看天!看看天!

    我们从苗圃照完相回到家,父亲把二姐单个叫到屋里,父亲说这个男同学嘴太甜,眼睛溜转,这种人靠不住终生。十多分钟后,二姐就把男同学送走了。之后,男同学再未来家里。那卷胶卷拆下时,不小心曝了光,二姐后悔地说:“一张也没有,太可惜了!”二姐在这么说时,神情黯然。

    母亲的一个熟人看中二姐,把侄儿介绍给她。侄儿是一个军工厂的造反派头目,口才一等人才一等,二姐去找他,他正在厂里的牛棚里忙着。牛棚设在一幢大楼底层,窗子全被堵死,不见光线,从里面传出来一声长一声短的惨叫,被拷打的另一派人在嘶叫毛主席语录。

    二姐没敢看,吓得拔腿就走,她这一走,倒也对,若摊上那位造反的干将做丈夫,她就真要后悔了。“文革”还未接近尾声时,那位青年被投进了监牢,判了二十年徒刑。

    二姐是我们家唯一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结婚的人,她的生活最安定,也最幸福,人人羡慕。

    房间是早就关掉了灯,大姐在另一张床上问:“六六,你今天下午跑到哪儿去了?爸爸说你中午就不见了。”

    “上学去了。”我睁开眼睛回答。心想,你不是同样也不在家!而且有意躲着我似的。我本来平躺,这时翻身侧睡。

    “你没有去上学,我晓得。”大姐说。

    “那还来问我做啥子?”我轻声咕哝了一句。

    2

    三哥是长子,在家里很霸道,父母宠他,他也认为该受宠。1967年他十六岁时,街上所有同龄的少年,都抓了个红卫兵袖章戴着,就他幸运地挤上火车,到了北京,看毛主席。他从北京回来的那个夜晚,像变魔术一样,从身后抓出几颗玻璃纸包的水果糖,把当时年龄还很小的四姐、五哥和我给迷住了。

    从1980年夏天开始,他就和父母闹别扭。这阵子,他正在楼下房间里向母亲发脾气,四姐的事是起因。母亲说他不顾家,白养了他。为了脱离开家,不和父母五哥挤在楼下房间里睡,他就跟街上一个姑娘神速结婚,当了人家的上门女婿,事后才告诉父母。“你的媳妇,从不叫我一声妈。”母亲说。

    “她不叫,是她的事,”三哥一步从屋里跨到堂屋说,“反正我们从小长到大都未靠过你们当父母的。”他扔下这话就噔噔噔走了。

    阁楼里的三位姐姐听见了,都未作声。

    三哥从未与家人提起他在乡下的经历,也不提回城后在宜宾轮船分公司扛包当装卸工的事。他有理由抱怨,是三嫂说出来的。

    70年代中后期知青开始回城,各级领导干部“文革”练厚脸皮,分配工作时开后门越发猖狂无忌:有后台的分到办公室,行了贿的分到船上学技术,无权无势的统统当装卸工。三哥他们一批青年装卸工,闹了一场罢工。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,工人有此权。工人阶级是国家的领导阶级,党领导工人阶级,一看见“闹事”,就赶忙打电话,让保卫人员和公安局赶来准备抓“为首的反革命分子”判重刑,甚至死刑——这是镇压罢工的老办法。但这一次罢工的青年们逮住了领导受贿的实证。“文革”后期惯用高压手段的领导,见到自己的尾巴被揪住,只能采取“和平解决”。罢工总算有了结果:青年装卸队全体人员,重新分配。三哥分配到长江上游通航的头一站趸船当水手,这是父亲曾经下放走船的航线。他明白自己受到了处罚。三哥咬着牙在那儿一干就是六年,凭着他自己四处贴寻人对调单位的手写张贴,在1980年年初,二十九岁时才回到了重庆,在一个水运队趸船当水手。

    我小时候,有一天,母亲坐在堂屋板凳上,我蹲在地上,和她一起拆旧毛衣,准备洗过重织。管这一带的户籍,一个刚开始有胡子可刮的小年轻,制服笔挺,走进院子。母亲站了起来,向他点头问好。他的脸却挂着,训斥母亲:“老实改造。”母亲脸上的笑容即刻凝固,低下头说:“对,对,对。”我埋下头,脸紫红。好些年过去,我始终难忘那个比我大不了几岁的户籍无缘无故给母亲的羞辱。

    最早插队的大姐,曾远行他乡的三哥,挑砖瓦的四姐,都有理由认为不必与父母多打交道,父母帮不了他们,反倒使他们备受欺压。虽然母亲送他们下乡当知青时,都愁肠寸断地流泪。我的姐姐哥哥,还有我,我们因年龄的逐步增长也都明白这样的处境:怎么闯也闯不出好前途。父母是什么命,子女也是什么命。

    3

    四川麻辣火锅,本是全国闻名,经过清苦的六七十年代,火锅又重新给重庆添了骄傲的色香味:千变万化,只要是能吃的都可用于火锅。不分炎热的夏天,还是细雨纷扬绵绵不尽的春天,不管寒冬,还是秋晨,任何时候,包括夜里三点钟,任何场合,包括小巷子里阴森的小店,或堂堂气派的大餐馆,都架着火锅。

    院子里人在摆龙门阵时说,街上馆子里的火锅,看看不得了,吃起来绝对不如以前纯粹的麻麻辣辣。

    这话有道理,那时,蔬菜、豆腐、血旺,就可以使一个没有新衣爆竹鸡鸭鱼的年过得难以忘记。

    很冷的天,忘了是哪一年的除夕之夜,穿两层袜子也冷得直跺脚。大姐从巫山农村回来,一家人围着小铁炉子在屋里。吃的是白水萝卜青菜火锅,有点肉,早被捞尽,星星点点的油漂浮在滚烫的锅里。

    父亲说,菜没了,让四妹去洗菠菜来烫。

    四姐说,让六六去。

    母亲同意,叫我去。她让我洗菜时不要多用水,却要专心。我答应着,拿了理好的菠菜去天井,在大厨房淘洗。

    大姐烫了一筷子由我淘洗好的菠菜,吃在嘴里,即刻吐在碗里,连声叫有沙。

    三哥站起来说:“去,重洗。”

    大姐问:“你是不是说话了?”

    我摇摇头。

    “肯定说了,”四姐嘴里有菜,含含糊糊地说,“她经常一个人对墙壁说话。”

    母亲说:“难怪你洗的菠菜不干净。”

    我一时未回过神来,他们一齐大笑起来。我反应过来,说:“我真的没说话,连跟自己也没说话。”他们笑得更厉害了。

    我火了,把刚端在手里的饭碗往地上一搁,对母亲说:“我不吃饭了。”

    母亲说不吃就不吃,你让出地方来,让姐姐哥哥坐宽点。

    我站了起来,走出房间。

    “人这么小,脾气倒还不小。”听不出是谁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,堂屋里没灯,没有一个人跟来。我出了院门,穿得少,外面极冷。院门外路灯被人用皮弓弹灭了,黑压压一片。对面朝天门码头的港口客运站大楼上的大标语在闪烁,似乎听得见隔岸稀疏的鞭炮声。我一路往公共厕所去,那个地方可避风寒,这个除夕夜不会有人。我小心翼翼走进满地是屎尿的厕所里,两只脚踩在两处干净一些的门背后地上。尽量少吸气,避开一点浓重的臭熏熏的厕所气味。我就站在那里,浑身哆嗦,脑子十分清醒,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地站下去。

    到天亮,家里人才找到我,他们找了一夜,上上下下几条街。谁也没想到我会在厕所里,是大姐尿急了,上厕所才发现了我。

    我以为母亲这时会对走进屋子里的我,说两句软软的话,她用眼睛瞟了瞟我冻得发青的脸和嘴唇,自顾自地脱了鞋子就上床了。大姐嬉笑着对母亲说,看来得对幺妹好点,不要看她老实,不爱说话,不听话,说不定她会比我们有出息,以后妈妈老了还要靠她养老呢。

    “哟,晓得发善心了。”母亲说,“少说这些掺水话。我才不靠她,包括你们这几个大的。我老了,谁也不会来照顾,我很清楚,她以后能好好嫁个人,顾得上自己的嘴,就谢天谢地了。”

    4

    大厨房里,一个瘦高女人在用抹布擦盖着油烟的灶神爷。供灶神爷的壁龛高,有个巴掌宽的坎,停电时经常被人放蜡烛和煤油灯。不停电,则放上醋、酱油瓶之类的东西。

    那是张妈,她住在院子最里端一间房,有个令全院人羡慕的阳台,七平方,搁满了种着仙人掌、兰草、太阳花、指甲花的花盆。阳台有水洞,下雨不会积水。除了花盆,还有两个水缸、一个装着自做的榨菜的瓦缸。据说她是妓女,她男人在武汉码头用一串银圆把她买下,也有人说是解放后妓女全关起来“改造”,她男人一分钱不花就把她领来。瓜子脸,白皙的皮肤,单眼皮,瞅人时目光会飞起来,很与人不同,让人看了还想看。

    “你的眼睛会飞?好,我叫你飞!”她丈夫用工装皮鞋狠命踢她。她被踢得一身青肿,也从不喊叫。她是我见过身材最高挺的女人,足足有一米七的个子,脖子和腿的修长,我对她的面貌反而印象模糊了。

    若她的脸不是常有青紫块,不管花多少钱买,这个女人都值得。可惜她养不出一儿半女,人说这是妓女生涯留下的后遗症。她总是默默少言语,很少有人肯与这个已经无法隐瞒身世的妓女说话。她弯着身子在空空的阳台上,静静地收拾被丈夫捣碎的花盆,收拾完后,又会重新去购买花苗种植。

    张妈有个抱养的儿子,总有些纸页发黄的厚书,趁“文革”之乱偷来的。那时稍有意思一点的书都是禁书,没书可看。哪怕有书在售,可我们这条街上的人哪有钱买书?买个糖含在嘴里,买双尼龙袜穿在脚上,也比书好百倍。我家除了我的课本,就找不到别的书。

    张妈总背着儿子,让我借阅他那些来历不明的书。有一次,我在她家发现一本手抄本,第一页已掉了,里面的字迹不工整,但也可辨认出大概意思来,讲的是重庆解放后不久,国民党潜伏下来特务要炸毁这城市的故事。引子是打更老头在一条阴森森的街上,听见结满蛛网早已没人住的楼房里,有奇怪的声音,就推开门,上楼去察看,被吓死了。读到这里,我也吓坏了,好像听见恐怖的脚步声,幽幽响起在这个冷清的院子里。我壮着胆子看下去,直看得院内院外人都诡诡秘秘。

    听好多人说,还有一本流传全国的手抄本《少女之心》,已经传进了这个城市。书不长,情节也简单,里面尽是男女之事详细的描写。那是一本最毒的坏书!为挡住资产阶级腐朽糜烂的流毒,公安局对全市学校采取了好几次袭击行动,搜书包,追查抄写之人,进一步追查炮制此书的坏分子。不知多少人为此书进了监狱,甚至送了性命。我充满好奇地等着张妈的儿子传过这本书来——张妈不识字,我要书,她就拿给我看。但这本书,她儿子可能藏得太紧了,我很幸运,始终没能看到。

    张妈的宝贝儿子被两个公安人员从院子里带走,劳教了好几年,或许就跟这本书有关系。张妈哭天泼地,咒书烧书,闹得轰轰烈烈。

    我想起有一个深夜,张妈端着一盏煤油灯从后院走到前院,为儿子开门,儿子在门外抱住一个农村来的姑娘不放。张妈光着脚丫,穿着拖鞋,就站在门里候着。我赤脚站在阁楼的小木廊上,正好看到那个情景,张妈不敢惊动他们,又不好让他们到屋里,只是不时用手去遮护风吹着的煤油灯,灯芯的微光照着她苦恼的脸。

    讲共产党带领穷人闹革命的革命小说,倒是可以从学校里借到。千篇一律的描写,也吸引我,我喜欢小说里穷人要翻身得解放的那一股子气。我也要翻身,第一要在家里翻身。

    母亲的一件旧黑绒呢短大衣,她给大姐二姐四姐穿,一个接一个轮着空换。我想试一次都不行,母亲说我穿上太长。四姐说,穿烂了,也不给你穿。半夜我恨不过,就对她说了“我要翻身”!

    好吧,让你翻个身!四姐在床上往墙根挤让出一个地方。

    那年我十一岁,我想穿母亲的黑绒呢短大衣,想极了。我终于等着家里没有人的时候。拿着剪刀剪掉大衣一截,用黑线把边裹好缝上。我把改短的大衣穿在身上,喜滋滋的,觉得周身都暖暖和和。

    事发后,二姐把我拉上阁楼,她取出小木廊上倒挂在栏杆上的长板凳,放在两张床间,闩上门,逼我趴上去。

    我紧紧抓着木凳的脚,眼睛盯着地板。二姐从床下抽出木柴,扒掉我的裤子,打我的屁股,嘴里嚷着:“你还不认错,还要犟?你恨啥子,你有啥子权利?”二姐那么小的个儿,哪来的气这么狠地打我?我忍着泪水,就是不求饶。木柴刺钻在屁股肉里,沁出血来,二姐才住了手。

    二姐横了心打我的事,我一直未和人说,对父母也没说。可能由于这件事,她对我另眼相看。同学捉了班上一个蓬头垢面的女生身上的虱子,趁我不注意放在我的头发里。二姐发现我总是不停地抓头发,扳过我的脑袋一看,发现生有密密麻麻的虱子。二姐用煤油浇了我一头,找了块布把我的头发严严实实包起来,不让出气。我头闷眼花,约莫等了一个钟头左右,二姐才解开布洗头。看着漂浮在脸盆水中的一片黑而扁的虱子,我的皮肤起了一层鸡皮疙瘩。

    用煤油闷死虱子,使我的头皮头发大伤,发质细而脆,本来就不黑亮,此后就更加发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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