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下文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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笔下文学 > 饥饿的女儿 > 正文 第15章

正文 第15章

    1

    大姐站在1962年春末的细雨中,戴着一个大斗笠。她在野猫溪江边,在停货船的趸船前等父亲。

    江上各类运输船远比客船多,开得慢悠悠的,细雨飘雾时,汽笛更是声声不断。她不知道父亲在哪条船上,蒙蒙细雨变成了瓢泼大雨。她着急起来,不时在沙滩上走动两步,但还是等着,她心里正燃烧着对母亲的怒火。

    父亲已三个月没有回来。当她终于看到父亲扛着随身衣物走上跳板时,她就迎了上去。

    父亲回家就开始打母亲,他从未动手打过她,结婚十五年来,这是第一次。

    母亲的第八胎,若按出生存活算是第六胎,才四个多月就很出怀。母亲不躲开父亲的巴掌,只是用手护着肚子,“求你别打,不要伤了娃儿。”

    父亲马上就住了手,但痛苦得蹲在地上。母亲想去拉他,又不敢。母亲抱着架子床的柱子,流着泪说:“你说怎么办,就怎么办,不就行了!”父亲站了起来,薄薄的一扇门被他弄得哐当哐当响,二姐三哥吓呆了,四姐五哥哭叫起来。父亲连轰带打把他们统统赶出门。

    紧掩的房门挡不住父母的争吵,不断有哭泣声,两个人都在哭。二姐牵起四岁的五哥到院门外,三哥四姐跑掉了,大姐没有露面。到晚上还不见孩子们回来,父亲才出去找。下了一整天的雨停了。大姐拿着斗笠晃悠悠地进堂屋,她想溜上阁楼,被母亲看见,只好随母亲回到房间里。

    一跨进门槛,母亲就叫大姐跪下。大姐弹着斗笠上的雨水,装作没听见。母亲扯过斗笠,给她一掌。大姐避开了,嘴里骂了一句。母亲气得脸都白了,走过去抓住大姐,大姐竟然还手。母亲有身孕,行动不太方便,但个子比大姐大。母女俩闹得天翻地覆。院子里的邻居都来观看,但谁也不上前劝阻。直到被雨淋得一身湿的父亲,带着大大小小四个儿女回来,才把大姐一把拖开。

    “你怎么敢和你妈对打?我可以打,你做女儿的却不能动手。”父亲对大姐狠狠斥责。

    大姐哭着说:“爸爸,我是帮你呢,你还帮妈?”她一扭头就冲进没点灯昏暗的堂屋,从围观的人群中跑掉了。

    大姐停止讲下去,她说她只能讲到这儿:母亲怀上我,她和母亲打架。

    我怎么逼她也没用,她掉头就走了。

    一个大问题放在我面前:恐怕我也和大姐一样,得自己去弄清我是谁。这个貌似极为普通的家庭,秘密非常多,也许南岸每个破烂的屋顶下,都有一屋子被捂起来的秘密。大姐这头断了线,四姐自顾不暇指望不了,二姐即使知道也不会说。周围的人都回避我的问题,我已感觉到谜底会令我非常难堪。但越这样,我越急于想解开这个谜不可。

    记得几年前有一次大姐坐长途汽车跑回家,衣袖上有血迹,她说她又另有所爱,要离婚。丈夫来抓奸,未抓着,吓唬她要去党支部告她,要斗她作风败坏。两人打起来,她用碗砸过去把他砸伤。

    母亲说你怎么嫁一回离一回,一回比一回疯狂,不吸取教训,也不听我的话。大姐一把拉住我,对母亲说:全是你,你自己是个坏母亲,你没有权利来要求我,我就是你的血性。她们两人争吵的话,好像跟我有关,但刚开始吵,两个人就合起来把我赶出去,再接着吵。

    我愣在门外,父亲走了出来,他把我拉到八号嘴嘴院子下面的峭岩上,坐在我的身边。他那时眼睛在白天可以看到江上的船,不清晰,如一个小黑点正朝东移动,他清楚那就是他一生中最爱的船,驶下去,就能到达他永远也回不了的家乡。

    2

    这天下午最后一堂课下课铃声响后,我正在整理书包,历史老师走进教室。我们一起下楼梯,走到空旷处,他未提两天前失约让我久等的事。仿佛没有这件事,自然也谈不上道歉。他只是问了问我复习功课的事,受伤害的感觉重新在我的心里翻起,我转身快步走开。

    他叫住我,“有事对你说。”

    我停了下来。一停下来,我就后悔,我不该如此轻易就向他让步。但我已经停下了,没法再走开。

    他说很抱歉那天让我空等。公安局和校党总支找他去谈话,说他家里常有聚会,公安局不相信他们是在读书,认为是在组织反动集团,散布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。学校方面对此事很害怕,有可能开除他的教职。训话结束后,他赶去约会地点找我,我已不在。此后他的朋友也一个个被公安局找去调查,再不敢上他家。

    汽车从我们身边驶过,尘土直喷到脸上,我们也未躲,各自心里搁着心事。不知走了多少站路,才发现我们是朝西面走。

    “看来我们得吃点东西。”他不由分说,把我带进一家离街面较远的小馆子,三张桌子都空着,我们在靠窗的一个桌子前坐下后。坐着等菜时,他问:“怎么啦,还在生气?”

    我说:“开除回家,你怎么办?”

    “重新当工人呗,”他笑笑说,“做工是我的老本行。”

    两碗绿豆稀饭,一碟泡菜,一盘凉拌藤藤菜端了上来。他又叫了五加皮酒,说是他在修缮队做临时工时,从房顶上摔下来弄坏了腰,多少年了,腰痛还是没好,喝了酒,就觉得肌肉松弛多了。他让我喝酒,我迟疑了一下。我以前从没有喝过酒,只在逢年过节时,在父亲杯子上呷一口,极不喜欢那刺鼻的味道。而这会儿,历史老师正在苦恼中,我得让他高兴。我拿起酒盅,喝了一口,发现没有自己以前想象的那么讨厌,一点儿也不扎喉咙,很香。

    “你喜欢。”他说。

    我笑了。

    我说起了我家里的事,1947年我母亲与父亲的相遇,1949年这座城市的事,我复制着当年的衣着,当年的天气,当年的石阶和江水。他关切地听着,让我说下去。但什么话也没说,只是给我再要了一碗绿豆稀饭。

    看到他的眼光,我忽然觉得自己很自私,我不倦地把自己的痛苦统统扔给他,而一点也没想到他。

    “你灾荒年是怎么活过来的?”我停下来问他。

    他笑笑说:“恐怕每个家庭都差不多,恐怕每个家庭又都不一样——对每个人来说,很不一样。”

    他说想照这样的思路往下写,写成一本书,想写他对生活和命运的感受。大姐也这么说过,大姐想写她自己,那是发泄,是对不公平的命运的诉怨。他说,他想找到一种新的表达方式,北京有一些写作的青年人,也正在走一条新路子,作品贴在西单民主墙上,油印成小刊物叫《今天》,但是被禁了。公安局给他们的读书会施加压力,也就是这个背景。他就是写了,也不想发表,不到时候。

    我把酒盅推到他面前,他推了回来,我握在手里。刚才听他说要写书,我的心一下子被牵得远远的。

    “别怕,不会喝醉的。”他看着我说。

    我把酒盅推了回去,说:“还是你喝吧。”

    “你喝一口,就全归我了。”

    我于是喝了一口,接着又喝了一口。我觉得脸红了起来,记忆力出奇地好,口才也出奇地好,一个结巴也未打。我说到我出生前家里亲人因饥饿而死,也说到大姐几次大吵大闹离婚。我猜想,她想换个男人来换一种生活。

    历史老师接过我的话说,你大姐用耗尽自己生命力的方式,对付一个强大的社会,她改变不了命运。

    这个社会,既得利益阶层组成一个统治集团,一个新的特权阶级。我们老百姓只想在公共厕所加一个茅坑,当干部的,不管小官还是大官,他们有自己专用的抽水马桶、浴室、电话、用人、奶妈。饥饿时期哪听说饿死过一个干部?这些人的第一条准则是巩固特权集团的共同利益,并且传给自己的子女;第二条是在这集团中往上爬。这第二条经常与第一条产生矛盾,由此闹出祸及老百姓的政治变乱。

    有两个“文革”:第一个“文革”是干部们互整,不被人整倒,也会整别人。既然吃政治这碗饭,就得手拎着脑袋瓜,既然享受特权,就得冒被整的风险。有什么可抱怨的?本来这就是他们选择的。不管是当事者,或是当事者的后代们,现在如何愤恨写文字控诉“文革”,受造反派迫害,都太可笑了。另一个“文革”是老百姓的“文革”,他们借毛主席在党内与刘少奇等人抢权的机会,做了造反派来发泄报复。但是造反派在1969年就挨整,整了十一年,现在干部们还要整胆敢造反的老百姓。

    我不眨眼地盯着历史老师,他说得激动起来,手在桌子和胸前画着。第一次听他说这么长的话,好像他也并不在乎我是否听得懂,也不问我是否同意。我感觉他的神情有点可怜,他比我有知识有学问,但也一样苦闷需要人理解。在感情的需求上,我们是对等的。

    小酒瓶早见底,酒盅里还留有少许酒,历史老师不时拿着,不时放下,举棋不定。他笑他自己,说他是第一次和除他妻子之外的女性在外面吃饭,平日一个人在家吃饭,就更简单。他的脸,不知是喝了酒发红,还是点出这件事令他害羞。我转移视线,只看进进出出的店主,另外两张桌子坐了人。

    小馆子里仍很清静,窗外太阳正徐徐往山下沉,大概只有五六点钟。店主用一把蒲扇在扇凉一锅新做的稀饭,可能七八点时,来吃饭的人会多些。

    他第一次提到妻子,一句带过。我听别的老师说过,他妻子在一所小学工作,做办事员,不教书,女儿只有七岁,就在妻子的学校上学。好像都不在南岸,在另一个偏远的郊区。他想告诉我他家里经常没有别人,我知道他的暗示,可我没有接他的茬儿。

    “你的眼睛能代你说话。”他说这话时,声音很快,“你藏不住,你的思想,包括你每个小小的念头,你的眼睛都告诉了我。”

    对此,我摇了摇头。

    你知道吗?我在心里对他说,我唯独藏起了我的孤独,我拒人千里之外,我绝望的需要总想把自己交给一个人。但是我不能让我的眼睛说出这种渴望,我怕它们泄露我的内心,以致我不能与你的眼睛对视。

    3

    他们兄弟俩:弟弟略高,哥哥略结实,两个人的面貌都略带点忧伤。父亲病亡后,母亲辛辛苦苦把他们带大,他们相差四岁,形影难离。“文革”开始,造反了,他们先是在家操练毛主席语录,用语录辩论。然后他们走出家,都做了造反派的活跃分子、笔杆子,造反派分裂后两个人却莫名其妙地参加了对立的两派。

    这样的事,在这座几百万人口的城市算不了什么稀奇。1966年、1967年和1968年,连在家糊布壳剪鞋样的老太婆,都能倒背如流好多段伟大领袖或伟大副统帅的教导,讲出让人哑口无言的革命道理,家里人经常分属几派,拍桌子踢门大吵。

    很快就出现军人拉一派打一派的局面,军内各派借“文革”互相清算。“八一五”一派有驻守重庆的五十四军在后面支持。后来派驻重庆的五十三军,支持“反倒底”。人们这才发现这城市有那么多巨型国家军工厂,现在被不同派控制,这城市成为“文革”武斗全国第一战场。各个制高点、交通要道、江上山上高音喇叭日夜狂吼,经常夜里戒严。在1967年上半年开始动刀动棍,7月就真枪真炮地打起来。

    那时,两江三岸几乎每家床底下的杂物都被拉出来,床底放上席子。床上不睡人,堆放着棉被,叠放所有的枕头。每家都如此,可防随时从江上和对岸射飞来的子弹和炮弹。许多人家备有杠子、钢钎。抗战时期防备日本飞机空袭,在山坡上挖的防空洞,因为是石洞,保存之好,可能世界第一。后来,70年代为了准备打核战争,又加深加固,再挖凿一批,城市的内脏早就像蜂窝,到处是一个个相连或不相连的洞穴。当时,武斗一发生,离防空洞近的,一条街的人都去防空洞躲藏。每天天未黑尽,不管天有多热,都赶紧闭掉大门,用杠子顶住门,各自把钢钎剪刀菜刀等自卫家伙,备在方便的暗处,早早熄了灯。

    谢家湾医学院有一夜武斗,机枪架着射击,坦克也开出来打。谁也没见过那阵势,特别是中学生大学生,慌乱中不择路奔跑,翻墙的人太多,墙随着人倒,压死的人不比打死的少。

    8月,武斗进一步白热化。

    “八一五”和“反倒底”两派,为长江上的决战做了足够的准备。南岸、城中心、江北要害之处都设有强火力点。货船轮渡都停航,江上冷清空旷得异常。连城中心的中心地带解放碑交电大楼,“反倒底”的“完蛋就完蛋”广播站,九头鸟式高音喇叭也暂时哑了。天空安静得发白,没人在意气温上升闷热。靠江岸住的人们见势不妙,纷纷躲在床底下、防空洞里。

    “红配绿,丑得哭,红配紫,一泡屎”、“闰七不闰八,闰八用刀杀”。1967年8月8日,我正是能随口念叨这些谚语的孩子中的一个。我的三哥胆子贼大,那年他十六岁,登陆艇往两江三岸射炮、江上大战时,他一人跑到面对朝天门码头的八号院子嘴嘴,趴在岩石上看个痛快。

    父亲弯着身子,贴着房子的墙壁躲避子弹,去逮三哥。父亲急出汗,边走边大声叫:“三娃子!三娃子!”我快五岁了,好奇地悄悄跟在他后面。

    嘉陵江汇入长江的地方,船的残骸碎块有的在燃烧,有的冒着浓烟。一艘登陆艇靠近江中的乌龟石,屁股在水中,头还在江面上,正在下沉。另一艘登陆艇往下游那头开得快没影了。

    八号院子嘴嘴没三哥的影,父亲往江边的石阶走,一回头看见我,一只手指着家的方向吼道:“回去,快些给我滚回去!”

    父亲的样子真凶,我愣了一下,就没命地往家里跑。

    三哥说一看到登陆艇下沉,他就奔下长长的石阶到江边,潜入水里,捞到一个摸起来不错的东西,游上岸来一看,只是一个塑料长筒,装着十多个羽毛球。原来被打沉的艇上,是些好体育的学生。父亲冒着弹雨把三哥抓回家,往床底下一塞,他还在得意地整理羽毛球。

    “反倒底”从下游军工厂开上来的登陆艇,从嘉陵江杀出“八一五”的炮艇和一艘小火轮,在江上对战。两艘军艇,四周都是用装甲车的钢板焊封的掩体,仅留枪炮眼。“八一五”大部分是学生,也有工人,装备也不错,但显然不是“反倒底”登陆艇中转业海军的对手。“八一五”的炮艇被打了十二个炮眼,主机被击中,来不及掉头逃走,就进水朝下沉。

    历史老师亲眼看见他们这一派射出的一颗炮弹,击中对方的小火轮,“轰”的一声爆炸开来。

    他最初也不能确信弟弟在小火轮上,据“八一五”里的人讲,弟弟这种“秀才”,本来在岸上“后方”,是他自己跳到了小火轮上的。处理打捞尸体时,只发现了弟弟的透明边框深度近视眼镜,那副眼镜,以及一堆江中捞上来的不知何人的断肢,一起埋在沙坪公园红卫兵烈士墓区里。当年,这个全国武斗最厉害的城市,有不下二十处比较集中的武斗死难者墓区,专门葬着一批又一批誓死保卫伟大领袖的人,至今只留存沙坪公园一处,某些墓碑上有的有姓名,大部分连姓名也没有,当时墓都做得很堂皇,刻有毛泽东书法大潇大洒的诗词和语录。“文革”中期派别被解散后,就无人看管,碑石七歪八倒,长满荒草,成了一大片乱坟。

    他的母亲听到噩讯,正在家里编织绒线衣,钢针插进手心,一声未叫得出来,中风死去。

    他退出派仗,回到家里,家里已被弟弟那一派来抄砸过。

    “8月8号,打枪打炮”,成了这城市一个新的谚语,表示不吉利。时隔十三年,有人将自己的亲属从沙坪公园红卫兵烈士墓区挖出,重新安置时,吓得魂飞魄散:“是冤鬼哪!冤鬼!”尸体只剩骨头,这没什么大惊小怪的,奇怪的是头颅骨全变成了绿色。有人说是由于射进脑袋的铜子弹,随着脑子烂成水,染得满颅骨铜绿。

    谁都看得出来,历史老师在小馆子里谈论这类事时的平淡态度,是装出来的,是强行压制住内疚自罪。说起1967年8月8日这场武斗,我觉得他关于两个“文革”的精彩分析站不住脚:如果造反派搞的是“老百姓的文革”,为什么互相往死里打?

    他说:“成天说造反派蛮横,其实造反派控制局面时,知识分子平头老百姓很少有被斗自杀的,等到军队掌权,‘清理阶级斗争队伍’,人民才受到空前的迫害。”

    他这话是对的,从我上小学二年级开始,到处都是自杀的“五一六”分子,清理出来的“国民党残渣余孽”和“反动文人”。那几年江上的尸体多到都无人再去看热闹。

    我坐在那儿,手在桌子上衬着脸庞,早已忘了吃饭,一点儿也没觉得时间已从身边滑过去,夜晚已降临。

    一直到分手后,我才想起书包里那本《人体解剖学》。他说的事,眼光那么高远,观点那么深刻,与这本书完全不一致,我竟忘了把书还给他,也忘了责问他为什么如此卑劣?他还没走远,我叫住他,我俩在路灯下渐渐走近,他的脸被路旁树枝的黑影遮没,像是一个没有面目的幽灵。

    “怎么啦?”他问,他听到我沉重的呼吸。

    “还你书,”我坦然说,一字一句,“书我看了,也看懂了。”我把藏到身后那本书拿出,放在他的手中。在我的目光注视下,他拿过书转头走开,明显有点惊慌失措。

    这是我第一次在精神上占了优势。看着他很快走远,不知为什么,我突然感到欲望的冲动,我心跳个不停,骨盆里的肌肉直颤抖,乳房尖挺起,硬得发痛。我不得不双臂紧紧环抱住自己的身子。

    4

    一路上,无论怎么被夜风吹着,我也冷静不下来。脚踏风琴声,瓮声瓮气地从路边的托儿所石墙内传出来。

    找呀找呀,

    找到一个朋友,

    点点头来握握手。

    里面的小空坝孩子们在丢手绢。小小孩只有白天在这里玩,怎么晚上七八点钟还在这里呢?几条街都有股粪臭,可能是挑粪的农民弄洒在路上,也可能是厕所粪池满溢出来。闷热,没有晚风,倒听到树叶哗哗响,水沟却沉默地淌着。

    一走进六号院子,就看见人比往日多,有其他院子和不是这条街上的人,本来院子人不少,一多几个人就挤翻了。“生了个儿娃子!”“石妈的福气好,抱孙了!”堂屋里四姐和德华一人坐一木凳在吃饭,五哥也回来了,父亲在房间里拨弄半导体收音机。

    我扔掉书包,取了盆子去大厨房打水。石妈的灶上正在炖着汤,冒着热气和肉香,其他灶都清静地烧着一壶水。那些想来吃红蛋的人已一哄而散,她的房间是后院第一家,紧靠大厨房。房门未关,她的儿媳妇躺在床上,说话声极不耐烦:“啷个还没炖好,人都等成哈巴还得不了吃。”石妈答道:“要等半夜,那种好东西才有效。”

    她们在说吃胎盘。这里人都有这个习惯,从接生站要回胎盘,带上盐和碱到江边用江水洗净,切成碎块和着猪肉炖。都说胎盘积聚了孕妇所有的营养,吃了能补产妇的身体。共用的大厨房炖胎盘时,偷嘴婆最多,在自己灶上,用一个长柄勺伸到别人的锅里。胆大的,直接到别人的灶前,盛一碗,匆匆忙忙边吹凉边喝。碰见了,总有回话:“帮你尝尝咸淡。”

    每次一听到有人兴高采烈吃胎盘,我就要作呕。我记得有一次大姐在家里生小孩,与母亲吵起来。

    大姐用筷子敲着只剩少许汤和肉的碗,不高兴地质问母亲:“这是猪肚,妈,你肯定把我的胎盘扔了?”

    母亲没吭声。

    大姐气愤地嚷起来:“汤像是一样的白,滋味也差不多,但我清楚得很,这不是胎盘!”她就知道母亲不肯炖给她吃。母亲不相信吃胎盘,说野蛮得很。母亲虽然没文化,但她有她的原则,人不能吃人身上的东西。

    5

    但是母亲相信巫医,她认为巫医就是比西医强。我十三岁,挑河沙时,眼花踩空了步子,带着箩筐从石阶跌下去,把左臂拐肘扭了筋,肿得动不得。

    痛到半夜里,母亲把我悄悄弄到水沟后面的一条街,神情慌张地敲开一扇门。那门和窗都小得出奇,一个手里夹着香烟的女人坐在黑洞洞的屋中央。我们进去后,才点了盏煤油灯,灯芯只一丁点,放在屋角单脚柜上。看不见她的脸,仅看得见她夹着香烟的手,她没抽,只是拿在手中。她说你们不请就进屋来就不对头,你们根本付不起钱。

    母亲问多少。

    她扔了快燃尽的烟头,用手比了个数。

    母亲二话未说,就点了头。

    她站起身来,让我坐到床边。她用一种香味奇特的药膏涂了手,在我左臂上缓缓地摩挲了几遍,嘴里不知念叨着什么。然后她点起一炷长长的香,细细地烧炙我的拐肘,像有股滚烫的电流传遍我的全身。

    “行了,回家去吧!”她气喘吁吁坐下。

    我跳下床,手活灵活甩,没事一样。母亲给她钱,她坚决不收,母亲不明白了。

    她说她就要母亲那副爽快劲,她知道我们没钱。但她不许我们说出去,“你们没见过我,听到了吗?”她恶狠狠地说。

    就是那一年冬天,血从我的身体里流出来。我躲在布帘后,不知怎么办。四姐憋了许久的尿,觉得奇怪,才发现我在尿罐上簌簌发抖。她把卫生纸递给我,让我垫在内裤里。每年的冬天,遇到来例假的一周,我的神经就紧张,血流得太多,我怎么诅咒都不肯减少一点,上着课,就往家里飞奔,内裤、绒线裤,包括罩在最外面的长裤都被打湿了,既丢脸又不舒服。回到家里,没多的绒线裤,穿条单裤,守在灶坑前,烤洗了的绒线裤,等着干了再穿,心里念叨老师恐怕又要处罚我了。

    我的右手心上有颗黑痣,有个算命先生一看见这只手,表情就不自然,只说“阻切中脉,多纹交叉”一句,就不再多言。我的肚脐右上方有个小时开刀留下的伤疤,像一只睁着的眼睛,总在看着我,每次脱衣服洗澡,我的手在这个地方就画着大大小小的问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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